“大封锁”预计将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各国进入封锁状态，然后是退出这一状态，最后是在具备应对疫情的医疗解决方案时摆脱这一状态。许多国家目前处在第二阶段，它们在重新开放经济，出现了初步的复苏迹象，但存在第二轮感染和重新实施封锁的风险。纵观经济形势，全球封锁的规模和严重程度令人震惊。最可悲的是，这场疫情已经夺走全世界数十万人的生命。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是全世界未曾经历过的。
这是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危机。从上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到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过去的危机，尽管严重而深刻，但仍局限于世界上一小部分地区。甚至十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产出的影响也较为温和。
2020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将陷入衰退，这是自“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即将发布的6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很可能显示比先前估计的情况更为糟糕的负增长率。这场危机将给世界贫困人口带来灾难性后果。
除了空前的规模外，全球封锁还在以与过去危机大不相同的方式展开。这些不寻常的特征正在世界各地出现，不论经济体的规模、地理区域或生产结构如何。
首先，这场危机对服务业造成了特别巨大的打击。在典型的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制造业，反映出投资的下滑，而对服务业的影响通常较小，因为消费需求受到的影响较小。这次不一样。在封锁程度最高的几个月，服务业的萎缩幅度甚至超过了制造业，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均是如此。也有例外情况，例如瑞典和中国台湾省，这些经济体采取了不同方式应对卫生危机，政府的防控措施有限，因此服务业受到的冲击相对于制造业要小得多。
由于存在被压抑的消费需求，经济可能会更快反弹，这与之前的危机不同。但是，在卫生危机中，这种情况不一定出现，因为消费者可能会改变消费行为，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交往，并且，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家庭增加储蓄。中国是最早退出封锁状态的国家之一，其服务业的复苏滞后于制造业，因为酒店业和旅游业等服务业的需求难以恢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严重依赖这些服务业的经济体（如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受到的长期影响。
其次，尽管这场危机造成了罕见的巨大供应冲击，但除了食品通胀之外，到目前为止，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胀和通胀预期基本都在下降。尽管各国都提供了大量常规和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支持，但总需求仍然低迷，加之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正对通胀造成压力。高失业率预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具有货币政策可信性的国家可能面临较小的螺旋式通胀风险。
第三，我们看到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出现了显著差异，金融指标所指向的复苏前景比实体经济活动所表明的要强。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虽然最近有所调整，但已经弥补了危机爆发以来的大部分损失；富时（FTSE）新兴市场指数和非洲指数大幅改善；尽管巴西最近感染率大幅上升，但Bovespa指数仍显著走高；流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证券投资已经趋于稳定。
除少数例外，主权利差的上升幅度和新兴市场货币的贬值幅度都小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考虑到新兴市场在“大封锁”期间受到的冲击更大，这一点值得注意。
这种差异可能预示着金融市场的更大波动。更糟糕的卫生和经济消息可能导致急剧的调整。在即将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我们将更多讨论这种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可能因素是，在此次危机期间，政策应对行动更为有力。在主要中央银行前所未有的支持下，货币政策已全面变得宽松，新兴市场也放松了货币政策，包括首次运用非常规政策。
在发达经济体中，相机财政政策的规模相当大。新兴市场部署的财政支持规模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财政空间有限的制约。此外，这次新兴市场面临的一个独特挑战是，非正规部门（通常起到吸收冲击的作用）在疫情防控政策下无法发挥这一作用，反而需要支持。我们现在处于第二阶段的初期，许多国家开始放松防控政策并逐步允许经济活动重新启动。但是，复苏的路径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摆脱“大封锁”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在具备疫苗和治疗手段时，确保充足的生产和分配，这将需要全球范围的努力。对于单个国家而言，根据本国具体情况，使用对经济破环性最小的方法（如检测、追踪和隔离），并就政策路径进行明确沟通，尽量降低卫生领域的不确定性，这应继续作为一项重点任务，促进在复苏过程增强信心。随着复苏的推进，政策应支持将工人从萎缩的行业重新分配到前景更佳的行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与其他国际组织协调，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充足的国际流动性，提供紧急资金，支持二十国集团暂停债务偿还要求的倡议，并帮助各国维持可控的债务负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通过监督和能力建设工作提供建议和支持，帮助传播最佳做法，促进各国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相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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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a Gopinath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在从事公共服务之前，她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国际研究和经济学John Zwaanstra教授。
Gopinath女士的研究重点是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曾在诸多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她撰写了大量关于汇率、贸易和投资、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债务和新兴市场危机的研究文章。
她是当前版本《国际经济手册》的联合编辑，之前担任《美国经济评论》的联合编辑和《经济研究评论》的主编。此前，她还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项目的联合负责人，波士顿联储访问学者，以及纽联储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2016至2018年，她担任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的经济顾问。她还担任印度财政部二十国集团事务名人顾问小组成员。
Gopinath女士曾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以及计量经济学会院士，获得华盛顿大学杰出校友奖。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提名她为全球杰出思想家；2014年，她被评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5岁以下最杰出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2011年，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全球青年领袖。印度政府授予她海外印裔的最高殊荣——萨满奖（Pravasi Bharatiya Samman）。2005年担任哈佛大学教职前，她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
Gopinath女士出生于印度。她是美国公民及印度海外公民。她于200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前，她分别获得德里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以及德里经济学院和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